一、以典明礼：奠定衡山的神圣性与文化重量
诗开篇 “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化用《礼记・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 的古礼制度（“三公” 指周代最高官职，如太师、太傅、太保）。
用典作用：通过将衡山的祭祀等级与 “三公” 并论，既点明其在国家祀典中的崇高地位，又以礼制的庄严感为全诗奠定肃穆基调。衡山不仅是自然山岳，更是承载儒家礼法与文化秩序的符号，为后文 “潜心默祷” 的宗教体验和 “正直感通” 的精神诉求提供了文化支撑。
深层隐喻：韩愈作为儒家士大夫，对 “礼” 的强调暗含其对秩序的认同，与他被贬后仍坚守 “正直” 的品格形成呼应 —— 即便身处逆境，仍以礼法为精神依托。
二、天人感应之典：借信仰传统抒胸臆
“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 化用《周易》“至诚感通” 与汉代董仲舒 “天人感应” 思想。
用典逻辑：诗人祷雨后云雾骤散，表面是自然现象，实则援引 “天人感应” 的典故，将个人 “正直” 的品格与上天的 “响应” 关联，赋予自然变化以道德象征意义。这既是对自身遭贬的精神抗辩（以 “正直” 自证清白），也是对儒家 “天道酬善” 信念的重申。
情感张力：“岂非” 二字以反问强化自信，暗含对现实中 “忠而被谤” 的不甘，借典故将个人遭遇提升到 “天人关系” 的高度，使抒情更具历史纵深感。
三、占卜之典：以卦象书写人生抉择
“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 化用《周易》占卜文化（诗中 “卦兆” 虽未明言具体卦象，但 “吉卦” 隐含《易》中趋吉避凶的传统）。
用典深意：按常理，得 “吉卦” 应预示仕途转机，但诗人反其道而行之，宣称 “甘长终” 于蛮荒、“侯王将相” 已绝念，以对占卜结果的 “叛逆” 解读，展现对官场的彻底失望。此处用典非为信从，而是借占卜的外壳，行抒怀之实，通过对传统信仰的 “改写”，凸显自我意志的坚决（“神纵欲福，我亦不为”）。
反讽效果：表面是对神灵的 “谦辞”，实则暗含对现实政治的讽刺 —— 连神灵的 “福佑” 都无法动摇自己归隐的决心，足见朝廷已无值得留恋之处，比直抒胸臆更显冷峻深刻。
四、历史典故的隐性渗透：与屈骚精神的共鸣
诗中虽未直接引用屈原典故，但 “窜逐蛮荒”“正直感通” 等意象，暗合《离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 的悲剧模式，以及屈原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的贞洁操守。
精神互文：韩愈被贬阳山，与屈原流放沅湘境遇相似，诗中 “仰见突兀撑青空” 的衡山形象，可视为《离骚》中 “乘清气兮御阴阳” 的自然神性象征的延续。借山水之雄奇对抗现实之浊，以 “正直” 自许承接屈骚 “香草美人” 的精神传统，使个人抒情获得了历史悲剧的厚重感。
五、用典艺术的整体特征：以文为诗，熔铸古今
韩愈主张 “师其意不师其辞”，其用典不追求堆砌，而注重化典为意，与叙事、写景、抒情浑然一体：
以典叙事：开篇用 “五岳祭秩” 之典，快速建立衡山的文化坐标，避免平铺直叙；
以典造境：“天人感应” 之典使自然景象（雨晴变化）成为精神世界的外显，拓宽诗歌的象征空间；
以典言志：占卜之典的 “逆向使用”，打破传统用典的固定寓意，形成 “以典反典” 的张力，精准传递诗人矛盾复杂的心境。
结语：典故作为精神的密码
韩愈在《谒衡岳庙》中对典故的运用，绝非简单的 “掉书袋”，而是将历史文化符号转化为个人情感的载体：
对礼典的援引，锚定儒家士大夫的身份认同；
对天人感应的借用，完成自我道德的辩护；
对占卜传统的改写，宣告与世俗功名的决裂；
对屈骚精神的隐性继承，赋予贬谪体验以永恒的悲剧美感。
这些典故如密码般，串联起诗人的信仰、遭际与人格，使诗歌在山水纪游的表层下，承载着对个体命运、文化传统与精神超越的深层思考。这种 “以文为诗，熔古铸今” 的用典艺术，既体现了韩愈 “陈言务去” 的创新精神，也为古典诗歌的用典传统开辟了更具个性化的表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