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表》中语言建构与运用（文|刘锦华）

《陈情表》中有关语言建构与运用的妙笔有很多处，笔者试列举其中几例并作适当展开。

其一，李密在表中对晋武帝极尽称颂之能事，如用“圣朝”“沐浴清化”“国恩”等词，而对自己却用了一系列的贬、谦之词，如“微贱”“不矜名节”“亡国贱俘”“至微至陋”“犬马怖惧”。言下之意是蒙此国恩，自己本该感激涕零，接受任命，但由于要为祖母尽孝，不能应诏。这就极力渲染了“出仕”与“尽孝”之间的矛盾，为后文的陈请作铺垫。

其二，全文自称“臣”有29处，占全文篇幅的5%。李密在还未到晋王朝任职的情况下左一句称臣，右一句称臣，目的不外是向晋武帝表忠心。

其三，文中叙事之处堪称简洁，“所用词语，皆为动词名词，几无形容词语，不事形容渲染，除了‘之’‘于’等，连虚词都少之又少，甚至句间的连接虚词都一概省略，其时间顺序，皆隐于平行句间。”

其四，到抒情处则诉诸属对与渲染。例如，形容祖母晚年的情形时本来只需用“常在床褥”一句即可，可李密却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来反复铺陈祖母的病危情况，在说理中充分展开情感，以强调祖母急需自己照顾的孝情。又如，“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表达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在反复铺陈中突出了祖孙二人不可分离的亲情。“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和“州司临门，急于星火”都是在描述地方长官催促李密赴京就职的场景，但反复之下，更见急迫，也可见李密矛盾无比的内心。

其五，文中四言散句夹以长言对仗，情绪随句法的变化而变化。举第二段为例，文章情绪在“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四个四言短句处有了一个小高潮，写出征召之急，随后又通过散句使情绪得以舒缓，紧接着再次通过“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六个四言短句更进一步地渲染征召之急，最终在“臣欲奉诏奔驰，则以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句将情绪调到最高档。此时，作者内心中的矛盾与纠结也随之激化。接下来的四言短对“臣之进退，实为狼狈”使语气得以和缓，将李密的无奈尽显无遗。

其六，文中“也”字的妙用。相对于29个“臣”字，《陈情表》全文仅出现一个“也”字，原因何在？“也”字虽然是虚词，无实义，但在句中常常有情感肯定的意味。比如，“苛政猛于虎也”“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三句，如果删去“也”字，则语气将变得不那么肯定，所下结论也就没有那么果断了。事实上，在《陈情表》中，李密并不敢轻易使用肯定语气，在很多句子中他并没有加上“也”字，比如说“臣侍汤药，未曾废离”“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之进退，实为狼狈”“是以区区不能废远”等。因为一旦加上了，语气就变得肯定，所陈述的事实也就变得确定了。但是，他他所陈之事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真实的，一旦晋武帝追究，白纸黑字实难辩解，因此措辞需要慎之又慎。

如此，直到情理交融高潮处的“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李密才谨慎地用了一个“也”字。经过上文的反复说理、不断抒情，李密确信此处是时候提出陈请了。如果此处把“也”字删去，一方面肯定意味减弱了，作者显得没那么有把握了，另一方面，本该在此句走向紧张的文脉情绪就会变成缓和，从而破坏全文情绪的有序性和完整性。

“情真”亦须“陈情术”──从心理学角度解读《陈情表》（文|程永超）

《陈情表》乃至性至情之文，很多人在关注“情”的同时，却忽略了其作为“表”之功效，即作者李密是如何洞察对方心理，巧言说辩，以达其目的的。史书曾载“密少事蜀，为郎。数使吴，有才辩，吴人称之”，由此可见，作为谈判高手的李密有着杰出的外交才能，而所书“陈情之表”必有其独到之处。清代学者余诚历就曾指出：《陈情表》“按层次说来，无一语不委婉动人，固是至性至情之文。而通体局势浑成，步骤安详，更极尽结构之妙。读者须细玩其词旨，及其转落承接，方不辜负作者苦心，而得此文之益。若徒随人道好，何以读为！”因此，下面我们就尝试从“说辨心理”的角度来解读之。

一、示人以弱，化解“逼”势

古人云，“伴君如伴虎。”与君王相交，事关性命，不可不慎！孔明《出师表》，乃以“相父”身份，言辞恳切，发自肺腑，后主自然可以接受。而《陈情表》则不然，李密乃“亡国贱俘”，手无寸功，且朝中又无人替之进言，作为前蜀旧臣的他还要在道德与現实的夹缝中谋求立世。而此时晋朝，“诏书切峻，急于星火”。内外交困的李密该如何化解这种“逼”势？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于情。” 动人以情，示人以弱，是弱势者摆脱困境的有效手段。而更为高明的是，此情乃“孝”情，是“治国之本”。因此，开篇之言，李密即避开正面回答出仕之问，而是泣诉自己幼失父母，孤弱多病，家不盛，族不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惨状。而“夙遭闵凶”的他就是因为有祖母的悉心照顾，才得以有今日。“乌鸟私情”，不能不报，况且祖母现已积劳成疾，卧床不起，祖孙相依，自己岂能有片刻远离。此情此景，可谓“万世撼人心”，因此，武帝也不由得为之动容而稍解怒火。

二、置己两难，将“球”踢回

李密料定如此陈言，晋武帝虽稍解盛怒，但心中也必生不快——晋朝待你不薄，况“国”“家”并论，孰轻孰重，难道你李密没有掂量？（或许你在找借口）因此，洞察晋武帝心理的李密当即诚惶诚恐，卑微谦恭，以“宠臣”感恩之心，以臣仆颂君之词，极尽表达自己对“朝廷”厚爱的感激涕零之情。特别是“非臣殒首所能上报”一言，委婉诚恳，主动说出了晋武帝心中想说之言，同时又以“欲奉诏奔驰”之语来表达自己急切希望赴京效命的焦急心情。当然他也料定晋武帝会责问，“既知如此，又为何辞不赴命呢？”于是，高明的李密在此巧设了一两难推理，即“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徇私情，则告诉不许”。两难推理的假设前提有两个，其结论是或此或彼。因此说矛盾的推论使得“臣之进退，实为狼狈”。而此结论既合乎情理又含蕴精警。这也正是作者与事为文的高超所在，有意无意中将这一“球”踢给了晋武帝。 

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该引导晋武帝往何处思考呢？李密想到了一个“孝”字。于是紧接着“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 一句，李密热切称颂了朝庭褒扬孝行的政策。众所周知，晋灭蜀汉之后，司马氏集团为了收笼民心，承继了汉“以孝治国”的策略。而李密也恰恰是在此背景下，借助对武帝推行孝道的赞扬，来委婉地指出自己的行为正是对这一政策的最好拥护。抓住“孝”字做文章，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晋武帝的价值观念中去，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李密的又一高明之处。但这也是危险的“擦边球”--“尔既须孝养祖母，又为何出仕伪朝？”古人云：“忠臣不事二君”。如果不出来做官，你李密就有“不事二君”之嫌，就意味着对新朝不满。但这样的话是不能让晋武帝言之的，所以李密自己主动说出“少仕为朝”“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之语，表明自己并无心为旧朝守节，更不敢“有所希冀”，而是否出仕完全是出于能够“供养祖母”。接下来李密又勾勒了一幅祖母病笃的惨苦画面：“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隐约地告诉武帝，自己只是在完足尽孝祖母最后那一刹那的义务。可以说，读到此处，武帝已基本消除了对李密的疑虑，但问题是，你李密还是回避了问题的解决，难道朝廷就此罢休？

四、寻替方案，以安圣心

其实，李密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自己陈“情”恳切，但在“私情”与“国恩”的比量下，武帝还是会耿耿于怀的。即使避过一时，也难免一世。于是，李密主动提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案：即先尽孝后尽忠。为此，他给武帝算了一笔账：“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人生七十古来稀，年近百岁而卧床不起的祖母可谓时日不多也，但我李密正当壮年，为国出力的时间还长呢!如此一来，晋武帝也就能接受了，一者数番征召已表现出自己的求贤若渴，二者可以树立李密这一典范，用以表明自己以孝治国的恩德，三者准许李密的请求也显示自己的体察民情，宽容大度。更何况李密已经作出了“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保证，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呢？

应当说李密的“说辩心理”的运用是有效的。果然，晋武帝在阅后说：“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不仅未追究其辞不赴诏的责任，而且还答应他请求，赏赐奴婢两个，最终达到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陈情表》：知识分子末路一种（文|张健）

李密的《陈情表》呈现了自己在“忠顺帝王”与“尽孝祖母”之间难以抉择的处境，同时字里行间也透露出西晋初期君臣双方的微妙心态，从而折射出一种特殊的时代况味。

在集权时代，君对臣有绝对的控制权，臣对君则只能顺从。司马氏通过杀戮与篡取获得政权，有违忠义，故而晋武帝格外强调以“孝”治理天下。这实际上是强调以嫡长子继承制的方式强化长老型统治，强化臣对君的绝对顺从。王朝初立，政局不稳，如何笼络人心，强化皇权控制力，成为非常重要的政治课题。

多次征召李密，以彰显自己用贤之心，是晋武帝笼络人心方案的一次实践。在察举李密为“孝廉”“秀才”后，又先后给了他“郎中”和“太子洗马”两个职务。按照汉制，郎中一职仅次于尚书、丞相、侍郎，虽非位高权重，但也与李密在蜀汉时“历职郎署”对等。而后晋武帝考虑到李密在蜀汉时的身份与内心感受，又授予其“太子洗马”一职。尽管侍奉东宫荣誉大于实权，却展现了帝王足够的耐心和诚意。但多次征召，都被李密以祖母“供养无主”的理由推辞。在这种情形下，晋武帝对李密的诚意难免会转成怀疑与猜忌，文中“切峻”“责”“逼迫”“急于星火”等词语，正体现了皇帝的严厉与恼怒。

这种怀疑与猜忌亦表现在西晋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例如与李密同时代的竹林七贤，因对征召态度不同，结局也大相径庭。嵇康作为曹魏姻亲，选择拒绝征召，在262年（也有说263年）为晋所杀。山涛、向秀、王戎选择了与朝廷合作，获得苟安。其他三人则以极端不合礼法的行为示人，才终于变成了帝王眼中“不堪大用”之人：阮籍常常醉酒，装疯卖傻；阮咸与猪酣饮，骑驴追婢；刘伶病酒，曝裈当屋。他们只能以这种自污的方式来隐匿心志，保全自己。晋初知识分子的进退生死都牢牢地掌握在帝王手中。在西晋这种严酷的政治生态中，拒绝征召与死亡几乎是同义词。

李密虽然借口奉养祖母得以暂时逃避征召，但在祖母逝世后，也不得不出来做温县县令。《晋书·李密传》的一段记载可以让我们揣度出他在面对征召时的真正意愿。

司空张华问之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次问：“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雅；《大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耳。”

李密对刘禅与诸葛亮有着很高的评价，体现了他对蜀汉政权的认同。而晋以篡取与杀戮夺权，很难获得像李密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认可。李密一方面对蜀汉存有旧情，对新朝的征召怀有拒意；另一方面又对晋武帝咄咄逼人的征召心怀畏惧。“臣之进退，实为狼狈”看起来是皇帝征召与侍奉祖母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新君与旧臣、皇权与私志之间的关乎李密生死的冲突。

李密作为儒生，免不了怀有经世济民的理想。在其任温令后，“常望内转”（语出《晋书·李密传》），也终不可得，由此可以看出晋武帝对他的征召不过是为笼络人心、彰显皇权罢了。

皇权用“拿捏”别人生命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拳头与肌肉。只有“我用不用你”，没有“你愿不愿来”。李密想暂且逃避，就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和过硬的言说技巧来回复晋武帝，否则杀伐立至。李密首先顺应法理——强调侍奉祖母顺合晋武帝所倡的“孝道”，祖母对幼时的自己倾注所有，现在自己自然要对年迈的祖母倾尽孝意；其次极尽奉承——使用“圣朝”“清化”“犹蒙矜育”“宠命优渥”等词语，以吹捧的方式来强化帝王的圣明形象，表达自己对晋武帝的无上崇拜；再次拼命自污——以“微贱”“至微至陋”“少仕伪朝”“本图宦达，不矜名节”等语来强调自己“岂敢盘桓，有所希冀”，表明自己就如同“犬马”一般怀着“怖惧”的情感来企求皇帝的垂怜。极尽心智，李密也只是获得了可怜的片刻喘息的机会，哪里有属于自己的退路！

“不矜名节”“岂敢盘桓”，未必是真话；“实为狼狈”“犬马怖惧”，则乃实语。这是李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生存处境。李密最终被罢免，郁郁而终。晋武帝死后，西晋很快发生“八王之乱”。晋以篡夺与杀伐取得天下，被其子嗣沿用，张华、陆机、陆云、潘岳等声名赫赫的知识分子相继死于政权更迭与政治站队中。西晋初期力图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无法在残酷的政治生态中独善其身，生命与自我意志始终受到皇权的威胁，每一个人都如李密一般，无论怎么选择，其实都是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