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体现了鲁迅当时“彷徨心态，它讲述的是三个精神世界的碰撞。 

首先是鲁四老爷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称之为“礼教世界”。这个世界是稳定的、确定的。比如祥林嫂逃出婆家，这不好，因为冒犯了夫权；她被迫再嫁，也不好，因为败坏风俗；至于祥林嫂死在鲁镇祝福之时，更不好了，简直就是触了全天下人的霉头。所以鲁四老爷大发脾气，说祥林嫂是“谬种”，正式宣告祥林嫂在伦理纲常的礼教世界里，成了彻底的弃民。 

鲁四老爷是讲理学的监生，他的世界是伦理纲常的世界。这个世界自宋明之后，就是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规则制定者。而且自宋至清，这个世界的规则在不断地向下层社会延伸，有学者总结为“礼教下延”，本来不需要遵守礼教的底层民众也逐渐被纳入了礼教统治的范围。 

第二个世界是祥林嫂、柳妈、卫老婆子的精神世界，也可以称为中国传统的“民间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同样历史悠久，而且有自己的规则。比如寡妇再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在男权社会，丈夫一死，女性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如果夫家不愿意养活她，寡妇就只剩下再嫁一条路了。即使像祥林嫂那样，没有孩子，从乡下跑到鲁镇当女佣，能自己挣得温饱，但挡不住女人从来都被视为夫家的一份财产，依然还是被绑了回去卖到山里。 

祥林嫂再嫁之后，原本也过得不错，但灾难接踵而至。先是后夫也患病死了，这时祥林嫂有了儿子，还能守下去，虽然已经不能再算是贞节妇女，但日子过下去还是没问题。可惜祸不单行，儿子被狼叼走，丈夫的哥哥就有了合法的理由来收走居住的房屋，祥林嫂无处可去，只好又回到鲁镇帮佣。 

此时的祥林嫂，已经变成了不洁之身，连祝福的器物都不能碰。在民间的精神世界里，这种禁忌并不是没有办法破除的，办法就是柳妈告诉祥林嫂的“捐门槛”。十二元鹰洋倾尽了祥林嫂的所有积蓄，但她心甘情愿，她用辛苦工作所得来买一份救赎。 

然而，这种期盼在冬至祭祖时成了泡影。四婶仍然不让祥林嫂碰酒杯与筷子。这意味着，鲁四老爷为代表的礼教世界不接受祥林嫂的忏悔，不肯给她救赎的机会。礼教世界宣布了她的不洁是永恒的、不可改变，而死后被锯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的恐惧，却仍然有效。 

而叙事者“我”代表着启蒙者的精神世界，可以称为“启蒙世界”。启蒙世界提倡科学与理性，也注重民主与平等。因此，启蒙世界不该、也无法忽视祥林嫂的精神诉求，但启蒙世界能解决祥林嫂的精神困惑，给她的灵魂一个安稳的处所吗？ 

当流落街头的祥林嫂遇到“我”这样一位归乡的知识分子，她关于灵魂、地狱的提问，其实仍然在绝望地寻找救赎的缝隙，而这种寻找中又充满了矛盾：她既希望有灵魂、有地狱，也希望没有。如果有，祥林嫂免不了被锯成两半，但是，她能获得与死去的亲人团聚的希望。 

如果你是祥林嫂，你该怎么选择呢？这是“我”不能给祥林嫂一个确定答复的原因。 

鲁迅后来说，《彷徨》比起《呐喊》，“技术上要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其实，《祝福》叙事者的内心是很彷徨很苦闷的。这位叙事者一直表示巴不得早一点离开，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启蒙者什么都做不了。面对鲁四老爷的那一套，他无法与他们当面争辩。面对祥林嫂的迷信，他也说不出“人死后是没有魂灵的”。这像什么？这有点像当下很多人在生活中，面对父母长辈的种种执着——养生、传谣、逼婚，等等，是不是会感到非常无可奈何？对，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启蒙世界不是从中国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启蒙者就像鲁迅比喻的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却是要煮自己的肉。启蒙的精神世界很难获得民间世界的认同，也很难与乡土社会的礼教世界对抗。这是后五四时代启蒙的困境。这种困境到现在仍然存在，不是吗？ 

总而言之，鲁四老爷的礼教世界，强调的是“秩序”，好女人得牌坊，坏女人成弃民，用道德律令与舆论威胁来影响大众的精神生活。而柳妈代表的民间信仰世界，相信果报与救赎，充分反映了民间信仰中的实用成分。这个精神世界可以给祥林嫂一条出路，但它在更高的“秩序”面前没有说服力，这是宋元之后理学意识形态下延的后果。三贞九烈、三从四德这些本为士大夫阶层准备的信条，在宋元之后却变成了全民的道德观念，这是逼死祥林嫂的社会背景。 

而“五四”以来，启蒙主义者对“秩序”的反抗和批判，恰恰又是一种反转。他们自己反抗礼教，也不信鬼神，但当他们面对底层社会的信仰真空，却没有一种可以让底层接受、信服的信仰作为替代。你看出这中间的无奈和无力没有？为了美好的明天，把旧秩序否定了，打倒了，但鲁迅发出一个反问：“你把黄金时代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你把什么东西给他们呢？”“祝福”这种仪式一直存在民间，而经历了多年的压抑之后，神鬼迷信也在渐渐地复活，就是这种“无可替代”的后果。当民众饱受精神上的折磨与困苦，什么是可以让他们求得心灵安宁的药剂呢？这是现代启蒙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