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悲欣化飞歌

——白居易诗歌专题赏析

朱仁标

孔子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提出的“兴观群怨”的主张，经过历朝历代不断实践与衍化，逐渐成为诗歌及其它文学所承担的重要使命。纵观有唐一代，大力弘扬这一传统并身体力行的，“诗王”白居易是极其重要的一个。

白居易（772—846）出身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族，祖父、外祖、父亲都做过县令。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加之禀赋异特，勤奋好学，少年时就立下凌云壮志。他十六岁时到长安干谒名流，以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获得了新乐府诗歌运动的先驱、著名诗人、朝臣顾况的青睐与推崇，声名初显。他又生活在绵延不断、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时代，朝廷内部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内忧外患使得大唐王朝逐步走向衰弱。白居易耳闻目睹这一切，意欲一展抱负，改变现状。从二十九岁考中进士到三十五岁间“三登科第”的积淀，加之与众多重臣交谊笃厚，更加坚定了自信，终使他在大风大浪中以睿智与从容悠游自如，让生命一路开出了瑰奇灿烂的花朵。

白居易一生贯穿“中唐”始终，创作的诗歌近3000首，按内容主要可以分为“感伤诗”“讽喻诗”与“闲适诗”三大类。他的诗，朴素平实，直入人心，具有良好的教化作用。因其雅俗共赏，许多诗作在当时即流传极广，以至“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其影响深入到社会底层与周边邻国。

一、人生难得有情痴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对诗歌创作这样论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诚然，诗歌正是这样一种情感、语言、音韵、思想的统一体。

白居易从小饱经离乱的经历使他对残酷现实有深刻认识，对百姓疾苦有深切同情，同时也磨炼了他执着坚韧的个性。加之与邻家女湘灵的初恋浸透辛酸，情感历遭挫折，直到三十七岁才迫于母命而成婚。凡此种种，使其有着敏感而细腻的性格，并善于从寻常生活中开掘出广阔的情感世界，最终化育出一颗奇异而伟毅的灵魂。

贞元十五年（799年），河南连续发生叛乱，白居易家人四处零落。有感于哀鸿遍野，兄弟姐妹流离失所的悲切境况，他写下《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一诗：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此诗写于白居易长安科考之时，通篇以月串联情感，感慨离乱，凄婉苍凉。时难年荒，家业成空，骨肉流离，正是那段苦难日子的真实写照。颈联用两个比喻，从不同层面进一步描写离散之苦，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尾联用望月联系起兄妹，想象此时彼此的细致情形。那“一夜乡心五处同”收束得天衣无缝，此中浸透诗人深入骨髓的忧伤与悲凉，最易引发人们心灵的共鸣。

从白居易这首早期的代表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多难、多才、多情的融合是他在三十五岁时写下传播最广与最杰出的爱情诗——《长恨歌》的重要因由。《长恨歌》不仅放大、深化了古典诗歌中的男女之情，使他真正成为名扬天下的大诗人，也为白居易四十五岁时写下千古流传的《琵琶行》作了极好的铺垫。清代诗人张维屏念念不忘这种至情至性，感慨“开元法曲无人记，一曲琵琶说到今”。

文学讲求同理心，注重情感美，文学更应创造性地运用细节描写等方式最大程度地达成读者与作品、作家之间的共情。只有抓住这种人类共同的心理，深入体味作品的独特之处，才能充分领略这种情感之美带来的精神洗礼。 

二、士子襟抱在庙堂

“兼济天下”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知识分子共同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身逢乱世而志在匡世的白居易对此更是当仁不让。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三十七岁的他以其文采受到皇帝赏识，被任命为左拾遗——一个从八品上的低职官员。到四十岁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直言进谏，仁政爱民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与勇于言事相呼应，他大张旗鼓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强调作品的社会意义与政治功能，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而在创作上则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尤以五十首《新乐府》与十首《秦中吟》为代表。新乐府运动的序言：“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它就像宣言一般，引领一批诗人从前朝写到当代，矛头直指统治集团。白居易也将这类作品看作自己诗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一方面这类作品因事而发，无情揭露中唐社会的种种弊端，隐含着深深的危机感，另一方面以诗歌干预政治，与其欲以言官身份施展抱负与实现自身生命意义密切相关。 

如果说《卖炭翁》更多从一个点上将宫市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生动形象地显示了出来，那么，《红线毯》则从面上通过进贡红线毯一事，对地方官“每假进奉，广有诛求”（白居易《论裴均进奉银器状》）的行为进行讽刺，对“宣州太守”一类昏官加以愤怒鞭挞，对“生民病”（《寄唐生》）寄予同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手”（《策林》六十九）。 ^[1]它深刻暴露了统治者骄奢淫逸，毫不顾惜织工辛劳而滥费人力物力的罪恶。“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这样的精美之物却是专供美人歌舞践踏，以满足帝王声色之娱的。诗人接着在用衬托、对比等手法把物之精美写足之后，将讽刺的锋芒陡然直指媚上压下的宣州太守这些“能臣”：“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可谓“其言直而切”（《新乐府序》）。“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至此，诗人的沉重忧心转化为不可遏止的满腔愤怒，显示出不惧权贵为民请命的凛然正气。

而在《观刈麦》诗中，他更是将笔触放在对最底层百姓现实劳苦生活的全景式刻画与特定描写，对繁重的租税提出了指责：“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通过置身其中的对比，对自己无功无德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表现出一个富有良知的封建官吏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新乐府》最后一首《采诗官》中，作者甚至向君王发出了直接的呐喊：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

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白居易认为君王应该通过采风了解民情，倾听民众心声，从而达到上通下达、改革政治的目的。这首诗既大胆直言又深刻揭露，提出的“言者无罪闻者诫”的态度尤显可贵。这些诗歌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更将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与其现实意义相结合，既嫉恶如仇又义正辞严，不失为古典诗歌中不可多得的精华。

白居易以其耿直的个性与大量的“讽喻诗”得罪了宦官与权臣，即使是对其意见多有采纳的唐宪宗也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他四十三岁时被改职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次年由于上书皇帝，言辞峻切，加上因宰相武元衡遇刺等事件触发的越职奏事等罪名，被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即写于次年秋天。由此，他“魔王”般的才华在磨难的反复击打中竟又奇迹般地将其诗歌艺术引向了灿烂之巅。

三、此心悠悠江湖宽

白居易的诗歌重视“质”，在他看来，现实性与真实性是第一位的。也因为过于直率，过于真实，才迎来了诸多磨难。以贬谪九江为界，白居易的人生发生了巨大转变，他经过反复的自省和沉淀后，逐渐朝着“独善其身”的方向转变，他将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作品更多专注于“品物之常理，过闲适人生”，诗风开始趋向平和疏淡。

作为州司马的白居易，不用像其它主官那样忙碌并受各种制度约束，他过得逍遥自在。他在《江州司马厅记》中说：“惟司马绰绰（绰绰：悠闲貌），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既然积极入世的雄心壮志换来的是嘲讽与不屑、憎怨与伤感，以“吏隐”的方式换种生活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从此，白居易的处世态度逐渐走向了旷达洒脱。他在进退之间找到了变通之道后，选择了随性恬淡、拥抱自然的人生，并在另一层面上获得了精神的超越。

白居易字乐天，“居易”之名取自《礼记》的《中庸》篇：“君子居易以俟命。”意为君子处于平安的境地以听天任命。“乐天”源于《周易》“乐天知命故不忧”，意为乐于顺应天命，所以没有忧虑。白居易以后的人生确实体现出这种态度，而他的仕途却意想不到地顺畅起来。

长庆二年（822年）七月，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三年间，除留下标志其显著政绩的白堤等外，他还写下了不少诗。在《钱塘湖春行》中，诗人流露出对鲜活生命的无比欣喜与热爱之情，而在《采莲曲》中，则表现出远离上层政治斗争后，沉浸于旖旎的江南风光中的轻松自在与舒心欢愉。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当采莲女怀着欣喜之情，悄悄地将小船划向荷花深处，一抬头，情郎就在眼前，万般爱怜尽在低头一笑之间，这是怎样的一番情形与心理呢？有评家认为：此诗用乐府旧题写男女恋情，少女欲语低头的羞涩神态，以及搔头落水的细节描写，都自然逼真，意味无穷。犹如一卷望不尽的画面，使人百读不厌。 ^[2]

宝历元年（825年）五月，他转任苏州刺史。在此几年，他的内心进一步沉淀，这从诗作《白云泉》中可见一斑：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这首诗将白云与泉水人格化，着意摹写其神态。同时景中寓志，清新自然地点染出诗人闲适之情，给人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之感。清人邹弢曰：“小小题目，说得高超，唤醒热中人不少。”（《精选评注五朝诗学津梁》）

从出守杭州到出守苏州结束，首尾五年。白居易自云“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吟将残”，极尽宦游之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天性浪漫的白居易而言，苏杭成了他精神的家园。这个时期，他还写下了著名的《忆江南》三首，并以大量的茶诗，获得“乐天诗赋茶称道”之誉。

晚年的他安居东都洛阳一隅，修心养性，避开了大和九年（835年）凄惨的“甘露之变”，不仅全身而退，还最终以刑部尚书致仕。

白居易以其超然的胸襟和独特的智慧，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度过了丰富多彩而又充实静好的一生，他的诗是乱世中奏扬的一曲曲动人的悲欣交汇的飞歌。

【参考文献】

[1]严杰 编选．白居易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45-46

[2]蔡景仙主编.爱情诗词鉴赏[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71-72

2025.01《读写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