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考，质疑有道
                         ——《过秦论》《五代史伶官传序》思辨性阅读与写作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张玮原文
（1）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过秦论》
（2）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五代史伶官传序》
    品读《过秦论》和《五代史伶官传序》是两篇经典史论，都涉及王朝的兴衰历程。我们应对文本进行思辨性阅读，理解作者对笔下人物与历史规律的认识和评价，把握作者的观点和论述思路。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学会搜集史实资料，借助逻辑学知识，发现两篇文章中的逻辑谬误。同时，我们还要学会结合时代背景，正确看待两篇文章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对文章及作者做出客观、辩证的评价。首先，要能发现逻辑漏洞，学会用精当的语言对作者的论点或论据进行质疑。比如《过秦论》对九国之师攻秦的论述，九国的浩大声势与秦国的轻易胜利之间的对比会让人产生疑问，查阅相关史实资料可知，历史上并无一场集合九国军队统一攻秦的行动，即便将此处的“九”视作一种极指，是作者对参战国家数量的一种夸张，但也并不存在一场秦国如此轻易就取胜的战役。历史上，秦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一直互有胜负，只是诸侯国始终不能真正齐心抗秦，才导致最终被秦国各个击破。作者是将不同时期各诸侯国抗秦过程中涌现出的人物、积聚的实力，以及被秦国打败的多场战役的结果概括起来，强化二者之间的对比效果，极力渲染秦国统一的轻易，为后文对秦朝灭亡之速的论述做铺垫。其论据本身就史实而言是不严谨的。其次，在分析论证过程中，需要概述原文的论证过程（包括论证手法、论证方式、语言使用等），评述论证的不合理之处。比如，《过秦论》的前半部分，主要是通过大量的铺叙与对比，展现秦国兴盛、六国灭亡的历程，从而得出国力兴衰的关键在于是否施仁义的结论。但是在作者的叙述中，秦国施行仁义的史实是缺失的，相反，其他诸侯国如“四君子”的行为，如“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显然更符合仁义的标准。也就是说，作者的论据与论点之间存在错位，而且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很难让人信服。又如，《五代史伶官传序》开篇即点明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但统观全文，作者将后唐庄宗李存勖失天下的原因归结为“人事”的理由是否充足？论证过程是否严谨？事实上，作者陷入了不当归因的误区：如果我们要得出“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就要证明后唐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李存勖耽于“逸豫”，但结合相关史料可知，耽于“逸豫”仅是其难逃覆灭结局的众多原因之一，不是主要因素，更非决定性因素。李存勖之死是动乱频仍的时代背景、忠奸不辨的用人政策、骄奢淫逸的朝堂风气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将历史走向完全归因于统治者的个人德行，即李存勖宠幸伶人，并不符合客观的历史规律。最后提出我方论点并加以论证，体现出对王朝兴替原因以及史论文创作技巧的再思考。《过秦论》和《五代史伶官传序》作为史论中的佳作，其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进行质疑和辩驳应当建立在辩证思考作者的观点和论述方式、掌握辩驳方法和学会质疑有道的基础之上。
                                           小试牛刀服务于政治的历史叙述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钱俊杰
     《过秦论》和《五代史伶官传序》是我国古代史论的名篇，均为清代影响最大的古文选本《古文观止》所收录，足见二者成就之高。这两篇文章分别总结了秦和后唐灭亡的历史教训，以叙“带”议，间用对比，极富艺术张力。可是细读起来，两文的论证似乎都有可商榷之处。
    作者开篇借由古文选本对《过秦论》和《五代史伶官传序》的认可，强调了二者在古文创作史上的地位，进而笔锋一转，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过秦论》一文，主要论点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文章前半部分的叙述中，作者通过大量史实的铺排，展现出秦由盛转衰的历史图景，指出秦继承“六世之余烈”却顷刻败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的缺失。但作者在记叙秦灭六国的强盛时期时，并未展现其施行“仁义”的一面；相反，“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的描写，更是与“仁义”背道而驰。论点与论据之间，似乎并无坚实的逻辑支撑。
    作者敏锐地察觉到《过秦论》论点与论据之间的错位，在准确概括文章论点的基础上，具体举出论据与论点相矛盾之处，从论据偏差的角度对《过秦论》的论证加以反驳，简洁明了，富有说服力。

    那么，作者为何从这些论据中得出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论点呢？这要结合本文的创作背景来看。贾谊“施仁义”的主张，是针对秦因民变而亡的历史教训、汉初民生凋敝的现实情况、汉朝由攻转守的形势变化而提出的，其主要目的并非探寻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为汉文帝施政提供可行的建议，也就是说，这篇政论名为“过秦”，实为“兴汉”。贾谊从论点出发，采择相关论据作为支撑，论述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情况。
作者并非简单地对《过秦论》进行批驳，而是在深入理解文章观点、明晰文章内在逻辑的基础上，结合贾谊创作的时代背景与其作文的主观动机，对这种论证的“自相矛盾的情况”产生的原因进行进一步分析。在理解、质疑之外，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辨。

    《五代史伶官传序》的论证，同样主要采用了对比手法，以李存勖前期的励精图治与后期的堕落腐化以及后唐的兴盛与衰败两组对比相映照，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但文章将李存勖统治时期，以灭梁为节点，简单地一分为二，似乎失之偏颇，毕竟自后梁灭亡到李存勖身死不过短短三年，而统治者的秉性不会在短时间内产生大的变化。结合相关史料来看，李存勖自少年时期便“洞晓音律，常令歌舞于前”以及热衷游猎，在灭燕、灭梁的征战时期他也始终保持这些爱好，也就是说，“逸豫”并非李存勖称帝后染上的恶习，而是他一直以来的本性。但文章这样前后对比，极大地突出了统治者贪图安逸对政权的危害，凸显了警醒统治者纵乐失国的主题。
作者对《五代史伶官传序》的分析，同样是从论据入手，但聚焦点由论据和论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转向论据本身，通过对史实与论据之间差异的展现，点明原作者对论据的艺术化处理，从而动摇了原作者论证的严密性。

    《五代史伶官传序》虽然是史书的序，但与《过秦论》类似的是，其创作宗旨不仅在于记述史实，也在于借古讽今。欧阳修曾自述，其修纂《新五代史》的初衷是“以治法而正乱君”。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的乱世，社会稍稍安定，但政府为了避免出现唐末藩镇割据局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却导致了普遍的政治腐败。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时，朝政的腐化已经导致多次农民暴动，而他与范仲淹革除弊政的改革又不被宋仁宗所接纳，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书的《新五代史》，本身就包含着讽劝的意味。《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论述，与其说是欧阳修对李存勖败亡的反思，不如说是他对北宋王朝积弊的忧虑。这是欧阳修为政的立场，只是借李存勖的经历表达出来而已。
作者有深厚的历史积累，论述深入浅出，既能以简单的史实阐明《五代史伶官传序》论述不准确之处，又能从作品本身的艺术效果出发，结合北宋的社会形势与欧阳修的为政立场，透视出欧阳修真实的创作意图。作者旁征博引，层层深入，文章不仅条理清晰，论证切实，而且有一种独特的艺术张力。同时，作者对《过秦论》与《五代史伶官传序》二文创作背景的具体分析，也为下文论点的提出做了铺垫。


    总的来看，这两篇史论的根本目的显然并非为了探究历史真相，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特定的政治观点，有选择性地剪裁历史，借古讽今，让历史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基于此的创作，在史实和论述上难免出现不严谨的瑕疵，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这两篇史论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究其原因，或许正在于史论这一文体上。不同于历史记载，史论的中心在于论，只要不出现根本性的史实谬误，论说合乎逻辑，能够自圆其说，那便是一篇合格的史论。
驳论文的写作重点在于有破有立，既要破得精彩，又要立得坚实。作者针对两篇文章的论述过程逐一反驳，但其立论并不直接针对二者的观点，而是独辟蹊径，从二文论证存在瑕疵的原因出发，提出“史论的中心在于论”的观点，将前文对《过秦论》及《五代史伶官传序》的批驳，转化为本文的论据，使文章显得论证充分，坚实有力。


    再加上贾谊与欧阳修以文学家的才气编织文字，《过秦论》纵横铺排，气势磅礴，《五代史伶官传序》委婉陈辞，意味深长，都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抒发见解的创作宗旨，也使文章具有了丰富的现实意味，不仅在当时为统治者提供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对我们当下的生活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于其文中，过去的历史找到了于今存在的价值，我想，这就是这两篇文章能历经千古，犹有余音的原因所在吧。
结尾收束，从两篇文章本身行文之妙，延伸到二者意旨对于现实的镜鉴意义。既是对自身观点的进一步论证，也呼应了本文开头，首尾圆合，扬抑顿挫，意脉贯通，给人以浑然一体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