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信息类文本一轮复习——观点评价，情境探究》         课型：复习课

主备：邵逸雯                                              审核：花立刚

学习目标

1.能评价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

2.分析比较多个文本在内容、材料、观点、表达方式和价值倾向等方面的异同，对有关问题形成更全面的认识，能够提出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等。

教学过程

任务一：回顾高考真题

典例1【2021年新高考语文Ⅰ卷】

 5.康诗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句，顾恺之说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此的理解。(6分)

典例2【2022年新高考Ⅰ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黄金准则。请结合材料一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4分）

典例3【2021年新高考Ⅱ卷】

互联网上，有年轻人为炫耀技术故意在网络植入病毒，导致病毒传播。请根据文章，谈谈你对这种现象的看法。

任务二：边练边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任务。

材料一：

元画与宋画有极大不同。山水画的领导权和审美趣味落到元代的在野文人手中，“文人画”正式确立。尽管后人总爱把它的源头追溯到苏轼、米芾等人，南宋大概也确有一些已经失传的不同于院体画的文人画，但它作为一种体现时代精神的潮流出现在绘画艺术上，似乎仍应从元——并且是元四家算起。

“文人画”的基本特征首先是文学趣味的异常突出。元文人画走到与北宋恰好相反的境地：形似与写实迅速被放在很次要的地位，极力强调的是主观的意兴心绪。中国绘画中“气韵生动”的美学基本原则，本是作为表达人的精神面貌的人物画的标准，从此，反而成了表达人的主观意兴情绪的山水画的标准。《艺苑卮言》说“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中”，把“形模”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元代画家倪云林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这样一种美学指导思想，是宋画主流所没有的。

     与文学趣味相平行，并具体体现这一趣味构成元画特色的是对笔墨的突出强调。这是中国绘画艺术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元画也因此才获得了它所独有的审美成就。在文人画家看来，绘画的美不仅在于描绘自然，而且在于或更在于描画本身的线条、色彩，亦即所谓笔墨本身。这样，就把中国的线的艺术传统推上了它的最高阶段。自原始陶器纹饰、青铜礼器和金文小篆以来，“线”始终是中国造型艺术的主要审美因素；在人物画中有所谓“铁线描”“莼菜描”“曹衣出水”“吴带当风”……都是说的线条的美，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正是这种高度发达的线条美。从元画开始，强调笔墨，重视书法趣味，成为一大特色。它表现了一种净化的审美趣味和美的理想。线条自身的流动转折，墨色自身的浓淡、位置，它们所传达出来的情感、力量、意兴、气势、时空感，构成了重要的美的境界。这本身也正是一种净化的“有意味的形式”。任何逼真的摄影之所以不能替代绘画，其实正在于后者有笔墨本身的审美意义在。元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赵孟   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画师、书法家兼诗人，一身三任焉，自兹成为对中国山水画的一种基本要求和理想。

     与此相辅而行，从元画大兴的另一中国画的独有现象，是画上题字作诗，以诗文来直接配合画面，相互补充和结合。这是唐宋和外国都少有和不可能有的。宋人开始写字题诗，但一般不使之过分侵占画面，影响对画面的欣赏。元人则大不同，画面上的题诗写字有时多达百字十数行，占据了很大画面，有意识地使它成为整个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是使书、画两者以同样的线条美来彼此配合呼应，更重要的一面是，通过文字所明确表述的含义，来加重画面的文学趣味和诗情画意。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材料二：

中国传统山水画一直深受老庄哲学及禅宗哲学的影响，在一山一水、一景一物中使人的情感与性灵尽情显露，因此山水画作的“情”与“境”成为山水画品格高低的重要评价标准。

    唐代王昌龄在诗论杂著《诗格》中最早提出了意境的概念。山水画从五代至宋元时期便开始接触到“意境”的问题，五代时期荆浩在《笔法记》中说“可忘笔墨，而有真景”，宋代画家郭熙的《林泉高致》中有“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之语，这可视为山水画论意境说的发端。

    至“元四家”黄公望、倪云林、王蒙、吴镇，意境说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画都明显地流露出主观意象的表达，他们所创造的那种空间境象的真实更多地具备了“意造”的成分，有意识地以意造境，物象与思想达到了高度统一，使意境得以充分表现。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表现富春江一带的初秋景象。几十个峰峦，数十棵树木，笔墨苍健清润，雅洁淡逸。王蒙的《具区林屋图》用笔老辣朴质，树石杂生，波光粼粼，给人以置身世外的感觉。

《富春山居图》局部图

明清时期山水画的意境仍趋于主观。明代形成了以禅喻画的理论观点，在山水画的意境表现上也有了一定的禅意。清代的石涛大力提倡“笔墨当随时代”，使意境的表现具有了多样性，对近现代产生了巨大影响。

    历代文人、画家对“意境”的含义作了很多较为精辟的论述，如：评价唐代王维的诗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北宋郭熙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四可”之境，清代笪重光的“实景、真景、神景”意境论等。近现代的理解更是多元，李可染说“意境”是客观事物精粹部分的集中，加上人的思想感情的陶铸，经过高度的艺术加工，达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从而表现出来的艺术境界和诗的境界。从以上这些意境营造是山水画创作的重要课题和最高追求，画家心中的“情”决定着创作的过程和结果，更决定着“境”的显现。移情于物、托物抒情，才能创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

                                    (摘编自王保安《山水画的“情”与“境”》)

（对点练）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山水画《富春山居图》被誉为“画中之兰亭”，在一次大型画展上，某博物馆展出了这幅价值连城的名画。请你根据材料一、材料二的观点，以该博物馆讲解员的身份向观众作推介。

三、巩固训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任务。

材料一：

埃德蒙在《社会人类学》一书里评论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几个人类学者的著作时，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二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埃德蒙对这两个问题都抱否定的态度。

先以第一个问题说，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是各自的文化传统带来了“偏见”，或更正确些应说是“成见”。这些“成见”有其文化根源，也就是说产生于埃德蒙所说的公众的经验。他所谓公众经验，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指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当前处境。

我的选择是出于一种价值判断，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所属的时代。我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逢社会剧变、国家危急之际。我学人类学，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如果真如埃德蒙所说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也不能使我了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了。

埃德蒙第二个问题的矛头则直指我的要害。如果我学人类学的志愿是了解中国，最终目的是改造中国，那么我们采取在个别小社区里进行深入的微型观察和调查的方法，果真能达到这个目的么？个别入手果真能获得概括性的了解么?我确是没想把江村作为整个中国所有千千万万的农村的典型；也没有表示过，研究了这个农村就能全面了解中国国情。

我也同意，解剖一个农村本身是有意义的。但我的旨趣并不仅限于了解这个农村。我确有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调查江村这个小村子只是我整个旅程的开端。

我这样想：把一个农村看作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也是不对的。

我对客观事物存有类型的概念。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同一个类型里的个别事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类型不是个别的众多重复，因为条件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我所说的类型只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种个体。

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我们这样说时，其实已经出现了类型的概念了。所以我在这里和埃德蒙辩论的焦点并不是江村能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那就是说形成江村的条件是否还形成了其他一些农村，这些农村能不能构成一个类型？

如果承认中国存在着江村这种农村类型，接着可问，还有其他哪些类型？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

我认真地想一想，我这种在埃德蒙看来也许是过于天真庸俗的性格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我个人的特点，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我随手可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

（摘编自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

材料二：

英国社会人类学界的埃德蒙对四位中国人类学家的英文著述加以评判。他认为林耀华运用的不是人类学的描述手法；杨懋春对山东村落的研究则采用落后的早期民族学方法；许烺光的研究，类似于社区调查，但因声称“代表整个中国”，因此是失败的例子。在这四部作品中，最成功的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因为它与别的描述方法形成明显的对照，避免了早期民族学的方法论缺陷，而且不声称是中国社会的“典型”。埃德蒙说：

与社会人类学者的所有优秀作品一样，费著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关系网络如何在一个单一的小型社区运作的细致研究。这种研究没有，或者不应自称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它们也不是为了阐明某种一般的论点和预设的。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本身。虽然这种作品以小范围的人类活动为焦点，但是它们所能告诉我们的是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其内容远比称为“文化人类学导论”的普通教材丰富博大。

埃德蒙的批评，强调的是中国人类学缺乏异文化眼光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人类学的目标在于通过异文化的民族志考察来体现人的通性，因而他虽主张人类学描述不应有任何“一般预设”，但是在本质上却主张在差异中洞见“普同性”，主张人类学社区调查的意义与“中国社会”的特征无关，而仅仅是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的通论。这一看法，与费孝通的本意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摘编自李培林等著《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南粤中学组织同学们分组合作开展岭南文化调查研究活动。诸根据材料一，借鉴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方法，完成以下表格。(4 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