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的重刊与重评：兼论茅盾的阐释

巫小黎

《百合花》因茅盾的称誉，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经典，是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20多年后的1980年，作家自叙《我写〈百合花〉的经过》，只字不提茅盾关于这篇小说表现军民骨肉情的说法，声称自己写的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1)同时，评论、研究界则认为，《百合花》的题旨是赞美“人民大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2)作者与评论、研究界，关于小说文本的阐释也出现巨大的“裂隙”，留下许多困惑。本文对此试做探讨，并对小说做出新的解读。

一、“军民骨肉情”的庄严主题

众所周知，《百合花》是茹志鹃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十七年”文学中战争书写的一个“异类”，独特而鲜见。它没写硝烟弥漫、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也不叙你死我活、血肉横飞的拼搏厮杀，却是当代中国文学战争书写的经典之作。小说以1946年国共两党殊死决战中的某次战役为背景，叙写的是发生在某总攻团前沿包扎所的一个小插曲。小说重点塑造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物。男的19岁，团部的小通讯员，参加革命仅一年，一个稚气未脱、可爱又腼腆的小伙子。女的是过门才三天的农村新媳妇。小通讯员奉上级之命，护送团部女文工团员（小说中的叙述者“我”），转移到一个新的目的地后，帮包扎所去向老百姓借被子，遭到拒绝，被窘得衣服都被门钩挂破了。小通讯员后来在掩护担架队时不幸身亡，原先不愿借被子的新媳妇，这时候反倒固执地要将自己唯一的嫁妆——“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给死去的小通讯员敛尸，还特地缝好死者衣服上的那个破洞。

小说发表在《延河》杂志1958年3月号，《人民文学》当年6月号转载，同期发表茅盾的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对包括申蔚《洼地青春》、丁仁堂《嫩江风雪》、愿坚《七根火柴》、勤耕《进山》、绿岗《忆》、茹志鹃《百合花》、管桦《暴风雨之夜》、杜鹏程《一个平常的女人》、束为《老长工》、李南力《唐兰的婚姻》10篇小说做了点评。其中，重点推荐了茹志鹃的《百合花》。据知情人士介绍，茅盾文章是应《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之约而写，(3)编辑部约他写评论，目的是想推升当代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准，所以茅盾重点讨论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问题，适当兼及作品的思想。《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约一万四五千字，所评论的作品大多浮光掠影，点到即止，《百合花》却享受了特别待遇，占了三千字左右的篇幅。茅盾对小说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段和作品风格，都做了细致的评价和分析，称它“清新、俊逸”，富于“抒情诗的风味。”(4)小说的题旨和文本意蕴，则被解读为“有声有色地而且有层次地写出了一个普通农家少妇对于解放军的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而且，这种表达热情的方式——为死者缝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现了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5)评论认为，“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6)非有很高超的艺术功力不可，同时强调，礼赞军民骨肉情深，“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百合花》的作者用这样一个短篇来参加这长长的行列，有它独特的风格”。(7)茅盾坦承自己由衷喜欢这个短篇，直言“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8)

以茅盾在文坛的资历、成就和威望，及其文化部长、全国作协主席的特殊身份，《百合花》因他用力费心的推举，顿时声名鹊起，此后，关于这部作品的论说无不将其编入当代文学叙写军民骨肉情的作品序列，树为“政治正确”的代表，歌唱主旋律，服务工农兵，颂扬军民关系，表现“那样庄严的主题”的文学经典，(9)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艺术范例。何况，茅盾的评论又是遵《人民文学》领导之嘱而写，其后面还有更高层的支撑。《百合花》的“正统性”和“纯粹性”，几乎不曾受到怀疑。

评论、研究界接受和解读这篇小说，便一直拘囿于茅盾的阐释框架，陈陈相因，亦步亦趋。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魏金枝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以百合花被，作为千百万革命民众对于战士的敬仰的象征物”(10)，这样归纳小说的题旨，与茅盾的说法一脉相承。再试举两例。首先是绿漪的文章，题为《纯朴的诗篇——读茹志鹃的〈百合花〉》。作者说，小通讯员“这种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本色。”新媳妇“这种骨肉般的挚爱，这种深沉而宽厚的阶级感情”，令人动容。(11)另一篇署名汤铭的《美丽的花朵，纯朴的诗篇——谈〈百合花〉》的文章，认为小说“通过这两个典型人物的描写，热烈地歌颂了人民军队为革命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写出了军民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深刻地表现了‘拥军爱民’的主题思想”(12)。类似上述关于《百合花》的解读，其实就是复制茅盾的阐释而已。强调的都是军队与工农大众之间的阶级友爱和阶级感情。

二、“新启蒙”话语资源

1980年之后，《百合花》的阐释，依然流行茅盾的那套说法。但评论、研究界逐渐也开始有意淡化军民血肉情的阶级意识，不再将小说人物固化为“不惜牺牲一切的爱国爱民”的英雄，“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勇士”，(13)而是将小说中的人物，撕去身份符号，努力还原成普通人，凸显普遍的人性内涵。小说的意义空间，似有新的开掘和拓展。

首先是李关元的文章。李关元部分因袭茅盾及其同时代人的解读，认为“《百合花》是歌颂军民关系的”一篇小说，“正是这种军民血肉相连的深情，才使我们的军队成为无敌于天下的钢铁长城”。同时他又大胆说出“异见”，认为“小说形象地写活了军民之间真挚纯洁的深情厚谊，那条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百合花被，像聚光灯一样照亮了通讯员和新媳妇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14)。为了不被误解或曲解，“人性美和人情美”前面，李关元特意加了前缀“人民大众”。显然是说，不限于“英雄人物”或“工农兵”，而是“一切人”“普通人”。此说丰富且复杂化了《百合花》的文本意义。他对茅盾的结论——即小说表现“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这一评价，表面肯定，实则不以为然。易言之，李关元强调《百合花》的人物是芸芸众生中吃五谷杂粮长大的普通人，少不了人间的烟火味，既不是气吞山河的伟丈夫，亦非貂裘换酒的烈女子，这就与同时代的战争叙事中常见的英雄形象迥然有别。譬如，因小通讯员从未有过异性经验，在年龄相仿的异性面前，不免表现笨拙，现出羞赧、害臊的情状。借被子的时候，在一个过门才三天的新媳妇家门口，窘得手足无措，以致身上的衣服被门钩挂破。另一方面，随时随地都可能闹点儿小情绪，使点儿小性子。恼人、气人的时候，反而越发可爱。总之，稚嫩、单纯，率性、坦诚，内心丰富，情感细腻，富有浓郁人情味的处世方式和个性气质，所有这些和文学史上勇武高大、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大相径庭，而英雄的气质和品格又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李关元肯定《百合花》请英雄走下神坛，将偶像还原成寻常人的文学趣味。他欣赏小说不将人物放在“风口浪尖”的激烈矛盾冲突中，而是置于日常生活场景中去表现其性格、品质的艺术追求。另有一篇署名史景平的《歌唱普通人的心灵美——读茹志鹃的〈百合花〉》，解读这篇小说的逻辑支点正是以“人性美”为理论基石。史景平认为小通讯员和年轻女性在一起时的无所适从，他那关心人的特殊方式等，是“人之常情，表现了健康的人性美”。新媳妇低着头，缝补死者衣服上的破洞，把被子铺在棺材里，“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小事，表现在此时此境的新媳妇身上，与其说是一种勇义行为，还不如说是出于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人性美”。史景平将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性格之美、精神之美，理解为普通人的一种共性，认为“这种人性美，是许多普通人身上共有的”(15)。这不由使人想起20多年前，魏金枝业已指出的“这个羞怯的新媳妇”，“不但是临行密密缝的慈母，也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勇士”(16)。这里所强调的正是英雄与凡人的统一，而非冰炭不容，势不两立的对抗。1980年，茹志鹃自叙写《百合花》的经过时说：“感到可庆幸的，是当初把这个小通讯员，作为一个小战士，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的。”(17)这是小说问世20多年后，作者本人关于《百合花》的阐释。是李关元启发了她，还是她有意为李关元的阐释做支撑，实在不好说。总之，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军人/农民身份，尽管仍不断被提及，另一方面，作者和评论、研究界又不断地剥离其作为阶级身份的符号性和代表性，不再将人物之间的体贴、关心和怜爱，视为阶级友爱和阶级感情的表达，而是具体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自然呈现。有两个事实需要格外留神。一是史景平的文章和茹志鹃的《我写〈百合花〉的经过》，同期发表在《青春》（青年文学月刊，总第24期）1980年11月号。《百合花》原作全文重新发表在这期杂志。两人的文章分别放在“评论”和“作家谈创作”两个不同栏目。二是这一期刊物特别标明“女作者专号”。这是编辑部有意策划和精心安排。“文革”结束后，文化语境发生巨大变化，在人性被极度扭曲，甚至遭到毁灭的“荒原”上，重新发现人、认识人和理解人，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思潮。思想文化界普遍的心理诉求，是重建人的价值与尊严，肯定普通人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刊登署名“潘晓”，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发起关于人生价值的大讨论，引发全国思想界的“大地震”。一直立在思想解放潮头的文学界这时候重新发表《百合花》，并试图构建新的阐释框架，其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在此背景下，《青春》杂志重刊、重评《百合花》，不能不说是文学评论和研究界，回应肇始于1978年的思想解放与人道主义回归运动的一个标志性文学事件。自此，《百合花》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被当作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资源而受到评论研究界的关注和重视。此时，它负载着“新启蒙”的话语生产功能。吊诡的是，自它问世以来，“拥军爱民”主题被“人性美和人情美”置换，前后相距20多年，然而，两种不同的解读和阐释，却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即“政治正确”——“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附庸地位不变，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资源属性依旧。新世纪以来，大学文学史教学广泛使用的教材之一——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关于《百合花》的题旨，基本循着“人性美”的阐释框架来解读。本书第三章《再现战争的艺术画卷》第四节《战争小说与人性美：〈百合花〉》称：“作家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18)是否只有在战争中，人与人之间，才能产生“崇高纯洁的关系”，作者“创作目的很明确很坚定”的说法，根据在哪儿？作家是否有明确的目的，在此按下不表。笔者原文照引，意在说明直至新世纪初，关于《百合花》的评论和阐释，鲜有新的发现和推进。

三、“爱情牧歌”与“窄化”论

如前所说，《百合花》问世20多年之后，茹志鹃发表创作谈《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一再表明，她写小说人物，并没有按照那时极力推崇的“英雄人物”来写，而是决定要写一个普通人，并声称自己写的“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而对于茅盾的好评，军民骨肉情的阐释，则不置一词。似乎，茅盾及其同时代人关于这篇小说意旨的讨论从来不曾发生过。作者似乎忘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这篇小说是她文学生涯中“一个关键的作品”，因为茅盾的高度评价，自己才在创作的道路上“更坚定了决心和信心”。(19)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也曾直接挑明因《百合花》受茅盾的夸奖，获得主流评论界认可的事实。她说，父亲被开除党籍军籍后，“工资连降三级”，家里生活水准出现巨大滑坡，她和姐姐都被母亲领出了收费昂贵的高级幼儿园，“在我母亲呢，似乎是父亲倒霉之后，飞跃性地进步了。这无疑是源于茅盾先生对她的《百合花》的褒奖，这扭转了她的命运，也扭转了我们家的命运”(20)。可见，茹志鹃母女感情上都高度认同茅盾，念兹在兹，心存感激。问题是，《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为何只字不提茅盾关于《百合花》的阐释/解读。而且在评论、研究界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之外，她又声称《百合花》是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这是否有什么深意？仅仅就是为了回应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性复苏”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借此机会确认文学应该有“爱情的位置”吗？(21)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八章《对历史的叙述》将《百合花》列入“另一种记忆”这个小标题下，说《百合花》是在“一种‘规范性主题’的成功表达上受到肯定的”。他显然不满将《百合花》锚定在“战士的崇

高品质和军民的鱼水关系的阐释框架”，认为茅盾的解读“既‘窄化’了阐释的空间，但也遮蔽了人物之间模糊暧昧的情感”(22)。但该书又语焉不详，未做深入、具体的讨论。至于“人性美与人情美”的赞歌，抑或作者所谓“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之类也丝毫未触及。实际上，“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说，近年来也受到研究界的质疑。(23)关于《百合花》的解读存在巨大的“裂隙”，歧异甚大。既有的评论和研究，仍然不能尽如人意。笔者愿意循着茹志鹃“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的路径，探寻通向文本深层内涵的新的入口，再度挖掘其意蕴，拓展小说的意义空间。

四、人物之间的暧昧情感

《百合花》的结尾像极了一首哀婉、幽怨的抒情诗，忧伤、悲戚的气氛笼罩全篇；又如一幅精致、细腻的油画，整个画面凝重、肃穆；假如将它视为一个具有独立语义的电影“场景”——不同的镜头连续呈现的同一空间，大抵不会有人反对。

……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小通讯员——引者注）旁边。她低着头，正一针一线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凉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那个破洞。新媳妇……低下头，还是一针一线地缝。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随着“新媳妇”极简短、只有三个字的半句话，和“扭过脸去”有意掩饰内心痛苦的小动作，叙述者又以全知视点，像极高明的摄影师，留下一个动人且极富感染力的特写镜头：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皎洁的月光下，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单纯从文学表现的手段和艺术审美效果说，这样

收束全文，的确内涵丰赡，韵味无穷。新媳妇看似意气用事的使性子，却与人物身份、性格高度吻合。泪光闪烁，面容哀戚的情状；欲哭无泪，如失亲人的悲痛；无不更加立体、多维地凸显出其秀外慧中，知性、刚强的优秀品格。何况，惧死乐生，乃是人类的天性。悼亡庆生人情之常，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是人之为人的重要元素。眼看着青春活泼的生命倏忽而逝，这样的大不幸引起生者痛苦、悲伤的情感反应十分正常。生命孕育、诞生的过程，女性比男性付出更大代价，承担更多风险，因而女人较之于男人，在生与死的节骨眼儿上，其生命体验往往更丰富、细腻和复杂多样，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成分或许也要更多一些。新媳妇的看似不理性行为又有其合理的成分。新媳妇为死者默默地所做的一切，无疑蕴含着她对小通讯员之死的伤心与痛惜。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或许暗含自责的成分——为自己先前的无礼，给他钉子碰，拒绝借被子，而深感不安和歉疚。面对逝者，她似乎比任何人都沉痛、悲伤。料理小通讯员的后事时，她的静默、细心、失魂落魄的神情，使人疑心死者是她的亲人。莫非她潜意识中已将身边的战士幻想成她的家人，或者由于女性的母爱本能唤起了她宛如姐姐之于弟弟的爱怜、呵护与悲悯，因而，毫不保留地将深藏在心底里温润而柔软，隐秘又蕴藉的动人情愫，都投射到小通讯员身上了。年轻的女文工团员“我”和小通讯员一路相随相伴，也氤氲着类乎两情相悦又秘而不宣的欣喜欢愉，隐隐约约，不留痕迹。俩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无异于姐弟间拉家常，洋溢着醇厚的人情味，温馨馥郁，四处飘荡。还远不止于此。小伙子和“我”走在一起，既要适当拉开距离，又留心不将“我”撂得太远，以及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将馒头放在石头上给“我”开饭的古怪方式，都十分逗人喜爱，生动而有趣。这是责任和纪律的体现，又包含着人的某些天性和千百年来的文化心理积淀。面对青年女性，还没有恋爱经历的小通讯员表现出来的拘束、羞涩和腼腆，以及他去借被子时的窘状，是青春期男女面对有好感的异性时特有的微妙的心理反应。那神情，那憨态，无不深深地烙在了读者的脑海里，历历如在眼前，挥之不去。如此说来，作者声称《百合花》“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那条枣红底色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象征爱情与纯洁”的说法，(24)值得重视，而非“令人匪夷所思”，可以轻易否定的。(25)

这“爱”超越世俗之上，不以婚姻或性欲满足为目的，是朦胧的精神之爱，是人间的至爱；这“情”是犹如姐弟之情，是呵护与关心交织、糅合在一起的牵挂和惦念，是人间的真情。倘若不能否认世间确有“纯情”这回事，那么作者说：“‘我’带着类似手足之情，带着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26)应该可以相信。总之，小通讯员、新媳妇和“我”之间，无不满含着爱意，蕴藉着深情。

五、以乐写哀的美学追求

“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新媳妇唯一的私产，又是一个内蕴丰赡，非常重要的道具。枣红色是民间表示喜庆、吉祥的色彩，以枣红底色的百合花被子做嫁妆，蕴含有情人百年好合、白头偕老的愿景，象征着人们对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的向往。但小说里，这位新媳妇“三日好合”的蜜月生活都没有好好享受啊！许多地方有新娘子回门的礼俗，即姑娘出嫁后第三天（不同地方，略有差异）要偕同做了新郎官的男人回娘家省亲。但这位过门仅三天的新媳妇，却在包扎所里忙前忙后，以极大的意志和毅力，强忍悲痛，给死者擦拭身体上的血污，缝补衣服上的破洞，再将“半条被子平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这是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的实况，但显然不是事件现场的全部）新嫁娘刚出场时的矜持与羞涩高高搁置；新婚期的安闲和甜蜜无福受用；作为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的象征物，那条“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竟也“被自愿”“借出”来做了裹尸布！“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活儿，才攒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这一段绝非可有可无的叙述者“我”的推测，无疑加重了这一事件的悲剧情调。最使人惋惜、痛心的，是小通讯员的死。这位战士来自山村，才19岁，“他还只刚刚开始生活，还没有涉足过爱情的幸福”(27)。对生命，对未来……充满热爱，怀着憧憬。再紧张的生活都没有忘记在自己的枪筒里插几条树枝、一株野菊花什么的做装饰。阳光、乐观，爱美、爱自然的个性，惹人喜爱。但转瞬之间人就没了。茹志鹃说：“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她解释说，这是“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28)。事实上，反衬与对比，的确是《百合花》重要的美学表达手段。由老乡送来的“干菜月饼”联想到故乡

中秋月夜的一段即是十分艺术的对比和反衬：

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我想到这里，又想起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

山村乡间，屋舍俨然。静谧祥和、诗意葱茏的田园风光；炊烟缭绕、温馨怡人的风俗画卷；正与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的战争现场，又和包扎所凝重、沉闷和压抑的气氛，构成强烈、鲜明的对比和反差。新媳妇走进洞房的蜜月期与小通讯员倏然而逝的殉难日，时间挨得那么近。大喜大悲，并置同一空间。喜和悲，乐与哀相互交织的反衬和对比，见出作者匠心，小说以乐写哀的美学追求，获得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悲剧效果。《百合花》发表20年后，出现了被称为“伤痕文学”的作品，两相比较，精神气质何其相似？易言之，《百合花》的品格、气韵和风貌俨如伤痕文学的精神之父。“文革”期间，《百合花》被冠以“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29)，也就不难理解了。《青春》文学月刊1980年11月号，重新发表《百合花》，我怀疑，编者看中的或许正是它和伤痕文学具有相同的精神品质吧？因此让它加入新时期文学的行列，以“正典”的名义，回应评论界质疑伤痕文学的声音，并给当时寂寞的文坛树立一个可供效法的范例，而且又有为之正名，恢复其文学经典地位的意义。据茹志鹃自叙，《百合花》当年遭遇难产，就是因为情调感伤，低沉阴郁。小说写好后，又不想“放在自己工作的刊物上发表，我把它寄给了别的刊物，但是寄出去退回来了，再寄出去又退回来，他们的意见是这篇作品感情阴暗，不能发表”。为此，不但感到“伤心”和“苦恼”，“甚至对自己能否写作也发生了动摇和怀疑”(30)。20多年前，不受待见的一篇小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突放异彩，其文学史意义也由此益发彰显。或许，噩梦结束之后，反思悲剧的根源，成为必要且有了可能。

六、直面战争苦难的可贵探索

由上观之，与其说《百合花》是一曲“爱情牧歌”，还不如说它是一首悼念战争死难者、受害者的哀歌、挽

歌，是战争亲历者给后人留下的战争创伤的珍贵记录。而立足点则是追忆和痛惜战争中失去的一切美好事物。人生才开始，残酷的战争却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过门只有三天的新媳妇，深藏的少女情怀还在怒放，婚姻家庭的大门才刚开启，无情的战争便轻易葬送了她唯一的嫁妆。喜气洋洋的婚庆被隆隆的枪炮声和凄婉哀恸的丧葬声搅扰。这还不是悲剧的全部。死去的小通讯员亲人的痛苦，新媳妇的丈夫缘何始终没有露面，都给我们留下巨大的想象和阐释的空间。《百合花》的感伤、阴郁，小说人物的灾难、痛苦和不幸，无不根源于战争。唯有遏制罪恶的战争，稚气、年幼的孩子们，分些月亮嬷嬷享用过的食物的微薄愿望，才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小通讯员、新媳妇们，享受甜蜜爱情、幸福家庭，才不会是水月镜花。“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可是，“眼里晶莹发亮”的岂止新媳妇一人，叙述者（我）、隐含作者和读者，谁不替战争受害者泪奔？“我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这种感情确乎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31)。现实生活中的女作家，多么不忍心生命的花骨朵未及绽放就早早地凋谢，生命的理想之歌刚刚起了一个头就画上休止符。记录遇难战士姓名、单位时，“心里不可遏制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跟他们有关的种种生动的日常生活情景和场面，“实在用不着小本本，即便有也是无从落笔。它们就这样刻在我的心里了，直到现在，清晰度仍然很好，毫不受岁月的干扰”(32)。这既道出作者细腻善感的个性气质，又可以从中感知她写《百合花》的精神驱动力，那就是关注战争中的个体命运，敬畏生命的人文情怀，体恤战争的受难/受害者的人类良知。茹志鹃写《百合花》就是要将深深“刻在我的心里”的战争创伤和苦难记忆，用文字呈现出来，留给后人一份深刻的血的教训。痛悼战争受害者的悲悯，诅咒战争的呼声，厌恶战争的情绪，如闻如见，清晰了然。象征纯洁爱情、幸福婚姻的“百合花被子”毁在战火中。若说这显然暗示战争摧毁了人类的美好愿景，谁能说不是呢？这篇小说所写的就是战争带来巨大灾难，留下难以治愈的创伤的一个标本，一块病理切片。茹志鹃说：“我追求像那些前辈作家那样，能在一个短短的作品里，在一个简单、平易的事件、人物身上，却使人看到整个时代脉搏的跳动；一个普通人物的遭遇，却能反映出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33)《百合花》的问世是她文学理想成功落地的一份见证。

以“一个普通人物的遭遇”，去反映一个国家、时代的命运，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名作，《一个人的遭遇》可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文学史上早有定评。主人公索科洛夫以一个战争亲历者、受难者和幸存者的身份讲述战争的苦难、不幸和痛苦的体验，以及战争中的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给读者巨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启示。他说：

夜里醒来，我常常做着老头儿的梦想：等到战争一结束，我就给儿子娶个媳妇，自己就住在小夫妻那儿，干干木匠活儿，抱抱孙子。一句话，尽是些老头儿的玩意儿。(34)

《一个人的遭遇》是否激活了茹志鹃的战争记忆，唤起她书写战争创伤的文学灵感，并不重要。《百合花》里诗意盎然的乡村月夜，男女老少安享天伦之乐的风俗画卷，可曾受到索科洛夫的梦的启发，也不必求证。《百合花》探索“人与战争”这一宏大思想主题的勇气，直面战争苦难的可贵品质，已经显示了这篇五六千字的小说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分量。茹志鹃在其丈夫王啸平遭遇被打成右派，失去军籍、党籍，工资连降三级的厄运之后，1958年春寒料峭的夜里，“人是战争的目的抑或工具”，在她执笔为文的时候，或许并未清晰地浮出脑海，但从文本提供的可阐释空间看，潜意识里，或许这曾是她反复追问且困扰不已的一个深刻命题。有过底层人苦难生活经历的她，是一个热爱思考，勇于探索，对生命极认真的人，“真正和人命运关联的事，你日日夜夜都在思考，都在想，我觉得这才是重大事情”(35)。小通讯员是否恋爱、结婚，新媳妇婚后的安宁与幸福，这些极为日常的“家务事”“儿女情”，在她看来都是大事，都有写进小说的价值。将这样细碎的日常生活置于宏大的战争背景下叙写，体现出茹志鹃“以小见大”的可贵的探索精神和独特的美学追求。这在“十七年”文学中并不多见。以这个维度考量，倘若说《百合花》模仿孙犁的《红棉袄》，(36)倒不如说它是建基于五四“为人生”的文学遗产在当代文坛的一次回响。

七、《百合花》之幸与茅盾的艺术良知

假如换一个维度进入文学史，关注战争中普通人的遭遇，书写战争带来的苦难和创伤，本来就是20世纪中国有迹可循的文学传统，是中国现代文学并不缺少的精神特质。萧红《生死场》、巴金《寒夜》，蔡楚生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等，都是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角

度切入，记录战争灾难和不幸的作品。先于《百合花》几年发表的路翎《洼地上的“战役”》也在此列。但我更愿意将《百合花》看作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写人情、写人性的文学余绪的延续。引述作者自述，有助于我们了解茹志鹃的心灵轨迹，她说：“出于年轻无知的一种麻木”，(37)个人的思考，往往滞后时代思潮，“一九五八年初，那时虽在反右，不过文学上的许多条条框框，还正在制作和诞生中，可能有一些已经降临人间，不过还没有套到我的头上，还没有成为紧箍咒。”(38)由此看来，若认为1958年的茹志鹃，个人的兴奋点，仍停留在“百花齐放”那个时间节点上不无理由。小说的题目就是一种暗示。《百合花》极可能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播下的种子(39)，只是延宕了发育、生长的时间，迟至1958年早春，才破土而出。再把话说回来。茅盾所以“窄化”《百合花》“阐释的空间”，遮蔽“人物之间模糊暧昧的情感”，如前所述，显然是因为《百合花》偏离了当代文学的主题“规范”。“文革”前，各种“紧箍咒”没有套到《百合花》和茹志鹃头上，既是因为茅盾给了小说极高的赞誉，更是由于茅盾的“窄化”“遮蔽”无形中做了保护伞。茅盾不但成全了当代文学战争叙事的一个经典，而且改变了茹志鹃个人及其全家的命运。位尊名高的茅盾智慧地将《百合花》从诞生起就设定在军民骨肉情的阐释框架，用“农民的纯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之类主流话语，将悲悯、怜爱和痛惜等人之常情遮盖起来，并小心翼翼地贴上“那样庄严的主题”，“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等政治标签，从而将这个短篇小心翼翼地包装成合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生产规范的产品，顺利获取一张“政治正确”的合格证和通行证。倘若不是这样，《百合花》受到毁灭性批判就是大概率事件。由《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巷深处》《在悬崖上》《红豆》等无一幸免的遭遇，可以推知。再看评论界对1954年问世的《洼地上的“战役”》发动的猛烈轰击和路翎后来的不幸遭遇，便能想象《百合花》是多么幸运，倘使没有茅盾的守护，小说和它的作者，难说不会成为文坛的另一宗“案子”。所以，当初茅盾的评论“窄化”《百合花》“阐释的空间”，遮蔽“人物之间模糊暧昧的情感”，貌似没有高出一般文学爱好者的评价水准，就有重新认识之必要。实际上，这是茅盾基于个人对文学的真诚和执着，出自艺术家的良知，勇于承担风险，默默守护文学之神的迂回和妥协。他的文学才能和个人的政治智慧互为表里，非常艺术地“窄化”《百合花》“阐释的空间”，堵截了通向“异端”思想的阐释通道。那些看似紧贴政治，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解读，似乎削了《百合花》之足，无可奈何地去适“十七年”文学规范之履，却因此为文学新人的成长撑起一片小小的天空。一位老艺术家的人格和良知，为了文学的良苦用心，值得后人感念和敬佩。洪子诚直言《百合花》是在“一种‘规范性主题’的成功表达上受到肯定的”，这也反证了本文前面的假设——倘使不是茅盾有意识地在“规范性”的文学主题指向上给出有效的阐释，《百合花》不会比“重放的鲜花”运气更好(40)。《百合花》成为漏网之鱼，幸免“被毒草”，另一个可能原因是这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之后超英赶美的热情暂时压倒了人们“抓右派”的兴趣，“大跃进”的中心工作取代了“香花”“毒草”之辨。《百合花》是“十七年”文学中一株奇异之花。它植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人生”的土壤，与巴金《寒夜》、蔡楚生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有密切的精神联系。同时又直接遗传了“双百方针”提出后一度高涨的写人性、写人情的文学基因。而1980年《百合花》再次刊发（这是第三次在期刊上登载），汇入“伤痕文学”大潮，则是另一种意义的“重放”，文本可阐释的空间得到进一步释放，焕发出新的艺术光彩。《百合花》的文本意蕴被纳入军民骨肉情的政治母题，是富于艺术良知的文坛前辈，护犊情深的历史见证。直面战争苦难，关注战争中普通人的遭遇，思考战争环境下个体的命运，书写战争给人留下的创伤，叩问“人与战争”孰为目的孰为手段，才是它最具思想价值的文学主题。置于世界文学大格局看，《百合花》是中国作家对以爱伦堡的《解冻》、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为代表的苏联“解冻文学”所张扬的人道主义文学精神的庄严致敬。

注释：（1）（24）（26）（27）（28）（32）（38）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1980年11月号。

（2）（14）李关元：《论茹志鹃的创作》，原载《新文学论丛》1980年第1期，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页，第189190页。

（3）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4）（5）（6）（7）（8）（9）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

（10）（13）（16）魏金枝：《上海十年来短篇小说的巨大收获》，原载《上海文学》1959年10月号,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页，第252页，第252页。

（11）绿漪：《纯朴的诗篇——读茹志鹃的〈百合花〉》，原载《延河》1958年第12期,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6-258页。

（12）汤铭：《美丽的花朵，纯朴的诗篇——谈〈百合花〉》，原载《语文》1960年4月号，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页。

（15）史景平：《歌唱普通人的心灵美——读茹志鹃的〈百合花〉》，原载《青春》1980年11月号，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270页。

（17）（31）（37）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原载《青春》1980年11月号，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第40页，第44页。

（18）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19）（29）茹志鹃：《〈百合花〉后记》，原载《光明日报》1978年9月17日，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第31页。

（20）茹志鹃：《茹志鹃日记》（整理者王安忆），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21）这里借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一名。小说发表在《十月》（总第1期，创刊号），1978年8月出版。

（2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本书修订版，这节标题改为《革命的“另类”记忆》，内容表述上更直接明了一些。参见该书2007年版，第105页。

（23）宋剑华：《经典的模仿：〈百合花〉与〈红棉袄〉之对比分析》，《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该文指出：“噩梦结束之后，茹志鹃却说《百合花》的思想主题‘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这就实在有点儿令人匪夷所思了。既然是没有‘爱情’，那么，何谈‘爱情牧歌’？……”

（25）（36）宋剑华：《经典的模仿：〈百合花〉与〈红棉袄〉之对比分析》，《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30）茹志鹃：《今年春天》，原载《解放日报》1962年5月17日，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33）茹志鹃：《追求更高的境界》，原载《文汇报》1962年5月24日，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34）［苏］米·肖洛霍夫著：《一个人的遭遇》，草婴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页。

（35）茹志鹃：《漫谈我的创作经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39）这里借用费孝通一篇文章的题目，即《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40）这里借用《重放的鲜花》一书的名字。“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坛出现了一批写人性、写人情，大胆干预生活的优秀作品，在“反右派”中，被打成“毒草”，长期不能与读者见面。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批作品选编成一集，以《重放的鲜花》为名重新出版。

（作者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佛山岭南文化研究院）（责任编辑：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