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世上苦人多——作为“教学文本”的鲁迅小说悲悯感情析略

                       刘笑天

【摘要】

鲁迅小说被外部环境包裹过多过后，作为教学文本又有其特有育人功能，所以教师的点拨和引领就格外重要，师生需要回归文本精读，参照有价值的学术文献，多向研讨，鲁迅小说的悲悯情感应该成为学习的主要内容。教学参考的学术成果，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往往置于宏大的参照背景上，而没有放在具体作品细读。教学要保障学生对作品的基本理解，夯实他们核心素养的文化、审美基础，基本学习策略之一尊重文本本义，譬如鲁迅这几篇经典作品，结合文本精读理解其“伟大的同情”和“悲悯”之情应是学习的重点之一。

【关键词】

鲁迅小说；教学文本；悲悯之情；回归文本精读

    小说家何以伟大——这自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命题。自称“二流作家”的毛姆以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傲娇地褒贬他们的品位、文风、句法和语言错误，同时又发自由衷地指出他们之所以是“世界上迄今最伟大的四位小说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人性的关注、认识和理解”[1]。而鲁迅小说所以卓越，同样因为其对人性认知的深度和高度，在作为教学文本进入学生视野之后，鲁迅小说的悲悯情感应该成为学习的主要内容。

一、悲悯情感是鲁迅小说的主调

仅以数量论，鲁迅小说集不过三部；以篇数衡量，《呐喊》14篇，《彷徨》11篇，《故事新编》8篇，总算起来也不过二十多万字。坊间说法王朔评论鲁迅，光是靠几个短篇就立得住脚，没见过世界文豪只写这点东西的；或者认为鲁迅没有创作长篇小说是中国文学的损失……固然不能说全然没有道理，但是基本上是悖谬与错误，没有人认为契诃夫和博尔赫斯不是伟大作家，而他们基本以创作短篇为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鲁迅之所以是中国现代最伟大作家而且跻身世界卓越作家行列，同样在于他的小说和其它作品皆蕴含着他对人性的独有关注、认识和理解，而且在其中展现了他“伟大的同情”。与鲁迅过从甚密的学生孙伏园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鲁迅先生的小说》，认为“鲁迅先生的小说，充满着伟大的同情。这伟大的同情，可以说是鲁迅先生小说内容的全部”[2]，“伟大的同情”是鲁迅小说的三大特色之一，“伟大的同情是鲁迅先生小说的骨干”。孙伏园是鲁迅的同乡，两度做过鲁迅的学生，主编《京报副刊》《晨报副刊》时发表过鲁迅的大量作品，还是《呐喊》的出版人，他曾经陪同鲁迅去西安、厦门、广州，甚至鲁迅订做衣服，他也会陪同前往。鲁迅在《〈阿Q正传〉成因》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们极为密切的情谊。抛除本文，他还对《孔乙己》《药》进行过评论，分析透辟，见识不凡，这些评论是鲁迅研究的最值得参照最有价值的文献。

而“伟大的同情”，我们也可以换置为“悲悯”。悲悯，也作“ 悲愍 ”。意思是哀伤而同情。悲悯一般用于佛家，儒家和道家也用。最早出自清周亮工《书影》卷四：“画家工佛像者，近当以丁南羽、吴文中为第一，两君像，一触目便觉悲悯之意，欲来接人。”悲，《说文解字》云：“痛也”这是汉字本义，“悲悯”之“悲”指慈悲，源于佛教用语，愿解他人痛苦之心，是大乘佛教菩萨概念的基本特点，《大智度论》曰：“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对人间的苦难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悯，也作“ 愍 ”。《汉字源流字典》解释：“篆文从心，敃声。”《说文·心部》注解“愍，痛也，从心。”本义悲痛、忧伤，后来进一步指哀怜、同情，但是这里的“同情”不是可怜，指对人间苦难中的人并不轻视蔑视甚至可怜，而是折射出一种博大的爱。

“伟大的同情”或者“悲悯”是人类情感中的高阶，鲁迅所以数量不多的小说作品立足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学巅峰乃至世界文学巅峰，与其作品情感的主基调、主色调（底色）密不可分。鲁迅选入现行部编本中学教材的小说中，《孔乙己》《故乡》《祝福》乃至《阿Q正传》，作者情感的主调和核心都在于“伟大的同情”或者“悲悯”。孙伏园在评论《孔乙己》时说：“何以鲁迅先生自己最喜欢《孔乙己》呢？我简括地叙述一点作者当年告我的意见。《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对于苦人是同情，对于社会是不满，作者本蕴蓄着极丰富的情感。”[3]“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对于苦人是同情”是“悲悯”的另外说法，这种情感不仅是《孔乙己》的情感底色，而且也存在于上述其他几篇小说。而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与教学中，往往被忽略、稀释、甚至消解，或者侧重于“对社会的不满”，或者把这种情感上升到文化层面、思想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小说原有的情感形态或者由此辐射延伸的思想原型却在传布中扭曲了，小说最可贵的文化精神并没有与学生的学习过程发生碰撞、产生交集。

文本选入教材之后，便成为教学文本。作为基础教育学段的教学文本，既不可能在学术层面进行争鸣，又要给学生留下对作品进行多重多元理解、阐释、领悟的空间，以发展和提升他们的思维品质、审美品位和文化层次。但是无论如何多元、多重，思维如何活跃，文本固有的主调和底色都不可以偏离与曲解，就像鲁迅这几篇经典作品，它的主旋律就是对“苦人”的“悲悯”之情。

二、当前教师参考的成果

基本属于整体研究而非个体研究

在教师教学参考的学术界，他们对鲁迅作品的研究没有把重心放到这里，他们研究的中心虽然也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显然置于更为宏大的参照背景上，而没有在具体作品细读上，也许他们认为那是中学老师的事，但是中学老师参考的依据仍然是学界的研究成果，所以对作品阐释往往出现大而不当、空泛空洞的弊病，套用观念、理念、概念，而缺乏对具体作品、人物的精准诠解，而这其实也是奠定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

譬如以《孔乙己》论，李宗纲在《〈孔乙己〉：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变迁》一文中指出，王瑶的文学史书写中，着力凸显了“封建科举制度”在孔乙己悲剧中的作用；刘绶松初稿中有关《孔乙己》的文学史书写，则被演绎为诠释和证明有关阶级论的例证；夏志清等海外学者在文学史书写中，往往凸显了生活化、世俗化的一面，而对政治性则持有一种抵触的态度；1980年思想解放深入后，唐弢尽管也把孔乙己看作是对“封建制度”的抨击，是对“科举制度”的控诉和否定，但更多的还是观照了孔乙己的主体精神世界；钱理群等人从“被看/看”的模式出发，认为“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严家炎对《孔乙己》的解读，较之以前的解读，其突出特征是凸显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精神。由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孔乙己》依然处在“被”文学史不断地重新书写的历史链条中，并因此显示出文学史书写变迁是如何潜在地受制于时代语境整体规范。[4]

其实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学解读模式，还是王富仁等先生的文化启蒙观点，还有钱理群先生先“看|被看”的现代性体验，对于解读文本本体而言，都偏于宏大。而对具体作品的解读，还是应该回归文本本体，文学史书写会受制于时代语境而变化，经典文本固有的内涵与精神却是一个永恒存在的精神客体，它不会因为时代而发生变化，《孔乙己》如此，其他经典作品也如此。

按照这样的逻辑链条，有些存在已久的鲁迅作品解读的观念或者标签需要认真审视，因为它可能是鲁迅文化哲学甚至人生哲学、处世哲学中的“大观念”，与作品诠释距离偏“远”，参照偏“大”，甚至偏离方向，并不贴切、适当或者精准。

再比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时常被当做鲁迅对他笔下人物的惯有态度模板，对那些精神麻木的不觉悟的国民，既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又愤恨他们的不抗争甚至逆来顺受。但是其实这句话的出处在《摩罗诗力说》，作者写于1907年，当时以“令飞”的笔名发表于《河南》杂志，后来收入杂文集《坟》，原话用来评论英国诗人拜伦，是这样说的：“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哀悲而疾视，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5]写拜伦对其不觉悟的英国同胞的态度。直接套用做鲁迅对存在劣根性国民的态度大体上还吻合，但是不够精当，在对待选入课文的几篇小说中，则明显不准确，小说里鲁迅“悲悯”的成分更明显，祥林嫂抗争过，甚至阿Q也“抗争”过，只不过他们的抗争增添了更大的悲剧色彩。

处于同一链条上还有一个命题——改造国民性。鲁迅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留学时，经常与他讨论三个相关的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他的病根何在？

许寿裳还说，鲁迅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6]有关国民性改造的思考是鲁迅思想的重中之重，也是鲁迅作品的终极命题之一，选入教材的几篇小说，无论是咸亨酒店的老板、酒客，《祝福中》中男男女女，未庄的老老少少，无论是作为看客的人，还是被看的“孔乙己”“祥林嫂”“阿Q”,无疑都可以在改造之列。但是仅仅以这样主题先行的方式来看待鲁迅小说，即使是“伟大的主题”，无疑低估了鲁迅作品创造力和深刻性，他创造的每一篇小说、每一个人物都独一无二、不可复制，其中蕴含的同情之心和悲悯之情同样直击读者内心，各具艺术表现力。

再有，经常纠缠于没有含量的细枝末节，混淆了小说的主调。比如曾经长期出现在学界与课堂教学的一个问题——杨二嫂和闰土偷了“那十几个碗碟”。据说这个问题从上一个世纪20年代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以致成为“悬案”。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鲁迅〈故乡〉阅读史》第三至第四章中认为，围绕“碗碟”问题的不同观点多半受制于解读者身处的时间与空间的差异，站在“阶级论”立场，就认为是杨二嫂偷得；站在“国民性批判”立场，则认为是闰土偷的，当然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不应该在这一问题上钻牛角尖，而应该模糊处理。其实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对作品的“过甚”解读，是一种非学术化或者学术庸俗化的上岗上线，可是有的学者仍然坚持非此即彼，第三种观点是回避难题的做法。作为学术争鸣，这自然属于百花齐放，作为教学文本，可以遵从生活常识逻辑，回归文本自身。闰土的“麻木”虽然在批评之列，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论，他也没有偷碗碟的必要。鲁迅对“故乡”的感情是复杂的，小说中对与少年闰土交往的描写是他故乡记忆中最为明丽温暖一隅，随着闰土一声“老爷”的称呼，这个美好的梦幻也破灭了，文中的“我”面对的是“辛苦麻木”的闰土，“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流露出的作者对这位有着原型的少年玩伴、今日“苦人”的难以名状的感情，甚至不是一个“悲悯”可以概括得了。“偷碗碟”只是《故乡》中的一个插曲，而且即使面对可能属于“辛苦恣睢”的杨二嫂，作者也并不是只有批判，更谈不上鄙夷，杨二嫂从“终日坐着”的“豆腐西施”，变成“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尖酸毒舌、无赖撒泼、明拿暗偷、不讲尊严，其中既包含对故乡醇厚乡风衰落的感慨，也包含对杨二嫂“堕落”的同情和悲悯。契诃夫在《变色龙》《套中人》中，不止包含对奥楚蔑洛夫、别里科夫的讽刺和批判，也包含着对他们人性泯灭的悲悯，所以成就了契诃夫的伟大；鲁迅对他笔下的人物，有批判，有冷嘲，但不是小聪明小智慧的嘲讽，而是深藏内心的大悲悯。比如对杨二嫂，他用的是“辛苦+恣睢”组合，而不是“暴戾+恣睢”的素常组合，如果不深入品味这种拗口生涩组合的真意，也不会理解鲁迅深厚丰富的情感内蕴。

三、作为“教学文本”的

作品教学应回归小说本义